古代的律师为何那么难做？一言不合就得受刑

中国古代的讼师(相当于现在的律师)是“大干例禁”的违法角色，是官方严厉打击的对象。

刘衡是清代一位颇有政声的官员，道光年间曾任四川巴县知县，后来巴县知识界为他总结的政绩中，有一条是“本宦干济英明，以勤政、爱民为先”，而所举的例证有一项即惩治讼师：“巴邑讼最繁，讼师辈因缘为奸，公下车即侦知猾魁为某某，先为摘伏”，于是其他讼师“惶慑敛迹”。这个被称为“猾魁”的某某到底如何兴风作浪，刘衡到底如何“摘伏”其人，现已无从知晓，但刘衡惩治讼师的手段无疑是很严酷的。

晚清陕西有一位被地方官员深恶痛绝的著名讼棍陈思周，据说他“积案如鳞”，汉中知府将之捉拿，向上汇报处理方案：“请锁系五年。”时任陕西按察使的樊增祥认为太轻，要求加大惩处力度，“重责一千板，锁系铁杆巨石十五年，期满察看禀夺”。

因此，讼师自然不受官员欢迎，受到严酷惩处也在情理之中。不过，细究官员们的心态，权大于法、权力不希望受到制约的思维惯性，似乎总是挥之不去。对历史上的讼师群体，民国时人赵秋帆的评论比较公允。赵秋帆认为，清代“播弄乡愚，恐吓良善，从而取财”的讼棍是有，也应当被惩治，但讼师中不乏杰出之人，他们“守正不阿，洁身自好，以三寸毛锥子，鸣不平人间事”，所以“未可一笔抹杀也”。

如果社会中真的充斥唆讼、诈财、挠法的讼棍，而缺乏刚正不阿、洁身自好者，那么该反思的，就不是讼师的个人道德，而是制度安排是不是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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