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是东晋的权臣为何却没能自立称帝呢
发布时间：2024年02月18日 点击：[10]人次
桓温是东晋的权臣，为何却没能自立称帝呢？
桓温是东晋权臣，因溯江而上灭亡成汉政权而声名大奋，又三次出兵北伐，战功累累。后独揽朝政十余年，操纵废立，有意夺取帝位，终因第三次北伐失败而令声望受损，受制于朝中王谢势力而未能如愿。
桓温的北伐，历来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桓温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算得上是一流水平，最起码有平定蜀地、灭亡成汉的军功在那里摆着。但同时，又有观点认为桓温军事实力平平，三次北伐几乎没有取得多少战绩，而且败多胜少，尤其是第三次，被慕容垂大败于枋头，损失惨重，能有如此败仗，就根本看不出桓温作为名将的风采。
这些观点，其实都是基于结果来讨论桓温的军事能力，但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桓温的北伐，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 而是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以第二次北伐为例，这是桓温的三次北伐中，取得成果最大的一次，不仅收复了洛阳，还将东晋的边境从汉水一带推进至黄河沿线。
收复旧都，这本来应该算得上是北伐的重大胜利，不论往前和往后，这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们梦寐以求的成就：诸葛亮心心念念“还于旧都”，却始终没有进得了长安，遑论洛阳;再往后几百年，岳飞止步于开封城外几十里的朱仙镇，也徒留千古遗憾。但桓温的这次北伐呢?在收复洛阳以后，朝廷和桓温两方的反应都很奇怪。
桓温自然是上书朝廷，说如今洛阳收复，朝廷应该迁都回洛阳——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朝廷却百般推辞。一则此时的洛阳虽然收复，但却处在前线，朝廷立身于此，大有危险;二则也更重要的，是朝廷不愿意搬到桓温的势力范围里去。请注意，这已经是桓温第二次上书朝廷了，而且此时距离收复洛阳，已经过去了六年时间。那么在这六年里，桓温有没有取得什么新战功呢?答案是也没有。
桓温第二次北伐，出兵不久便攻占了洛阳，但至此，这次北伐在事实上也就已经结束了。当时，桓温派驻了地方官，然后便携带三千户百姓返回江陵，此后再未出征。也就是说，这次北伐在六年前进入洛阳后，旋即撤兵结束。而且在这六年间，桓温对于河洛一带，根本谈不上经营。他既没有驻军于此，也没有屯田垦殖，仅仅是任命了地方官。而洛阳得以存在于东晋的治下，主要也不是赖于军事实力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方战乱，前秦和前燕混战，暂时没有顾得上而已。
如果桓温真的意在北伐，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移兵北上，经营洛阳，巩固战果，伺机出击，但这些举动，桓温统统都没有。他只是静静地在江陵待着，直到洛阳周围的城镇逐渐被前燕侵占，直到最终只留下洛阳一座孤城，直到这座孤城最终失陷。在此期间，对于北方收复的领土，桓温几乎没有做过任何军事上的部署或者支援。
至此，再结合王猛与桓温的对话，便可以明白无误的看出来了：桓温北伐，并不是真的想恢复河山，而只是在捞取政治资本。 第一次北伐，已经到达灞上，却不愿意过河，本身就存了撤退的心思，怕万一过河，遭遇不测——这也正是王猛跟桓温所说的。而也正是因为桓温的迟疑，才让前秦有喘息之机，最终集结兵力击败了桓温。桓温在损失上万人后，撤回江陵。
第二次北伐，桓温充分吸取了经验，不再身犯险境，一旦有所收获便马上撤回，以确保胜利果实。而且，收复洛阳的功劳也足够大，大到不需要再有其他别的战功。当时，如果桓温真的一心想要北伐，那么以收复洛阳的底子，加上这些年来的用心经营，再加上正好遇到北方混乱，不难获得更大的战功。
然后是第三次北伐，也就是被慕容垂击退的那一次。在这次北伐的过程中，桓温情敌冒进，本身就有很多失误。但在后撤以后，他却做了两件事：第一，将战败的过错推卸到豫州刺史袁真的身上，导致袁真带地投向前燕;第二，废除司马奕，改立司马昱为帝。桓温的北伐，从来都不是为了收复失地，而是以北伐为由来扩大权威，以达到弄权的目的，甚至于，取代晋室称帝。
北伐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而既然立威才是目的，那么就容不得一丝一毫有损威望的事情发生了。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第一次北伐后，止步于灞上;第二次北伐，旋进旋退;第三次北伐，诿过于袁真的事情发生。桓温真正想的，从来都是不能遭遇大败，使威名受损。只是偏偏不想什么就来什么，第一次大败，第三次又是大败。
此后，桓温开始转移注意力，目标不再向外，而是对内。第三次北伐失败后不久，桓温便借故废除了皇帝司马奕，改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在此之前，桓温已经获得了“位在诸侯王之上”的殊礼。桓温还想再进一步。这时候，门阀的力量终于成了他要面对的最大阻力。
简文帝在位时间很短，不过八个月便病逝。临终前，桓温希望遗诏能传位于他，而简文帝也确有此意，但最后却被出身于太原王氏的王坦之所劝阻。王坦之跟简文帝说，天下是宣帝、元帝的天下，不是陛下你的天下，不是说你想传给谁就能传给谁的!简文帝因此作罢。到简文帝病逝时，桓温尚在姑熟。群臣害怕桓温威势，都不敢扶立太子即位。后来还是在王彪之的竭力推动之下，太子司马曜才得以继位。同时，王彪之又阻止了使桓温摄政的提议——这位王彪之，出自于琅琊王氏，是王导的堂侄。
此后，桓温又想让朝廷为他“加九锡”，这是自汉魏以来权臣篡权的必然途径。但这次，他又被谢安所阻。桓温此时已经病重，谢安反复修改诏书，竟然最终拖死了桓温。距离皇权已经只有一步之遥的桓温，最终还是被他所出身的门阀阻挡在了篡位的大门外。士族可以支持他执政，甚至于遥控朝政，但当他想要更进一步做皇帝，打破东晋建国几十年来的政治传统，士族却以行动表达了最坚决的反对。
建康的门阀，并不愿意看到既有的平衡被破坏。这种平衡虽然十分微妙，但却是士族共荣共和、掌握权力的基础。只有有了这个相互之间维持底线、保持制衡、维持均势、不使一家独大的平衡，士族才能真的做到竞争有序，共掌权力。大家都在一个牌桌上赌钱，你桓温当赌徒、做庄家都可以。但如果你要掀桌子，那就只能被大家合力制止了。大家都在规则内博弈，游戏才能玩得下去。
回顾桓温的一生，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他的运气出奇得好。虽然他羡慕王敦，但事实是他比王敦强，不管是在军事实力上，还是在个人机遇上。只是这种个人的成功，最终却给东晋稳定的政治模式带来了重大危机。随着桓温把这些好运气的人生节点一个个刷通关，他便已经脱离到整个体系的平衡之外，有了不遵守规则的能力。
而整套系统也因他的出现产生了重大漏洞： 这个体系本身，已经没有了能够制衡他的能力。东晋的创立，本就是士族共和的产物。如今既然桓温的出现斩断了门阀之间相互制衡、相互依赖的根基，那么这个王朝便已经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了。这个现状，并不是没有人看到过，也不是没有人补救过。淝水之战后，陈郡谢氏就获得了比桓温更为强大的威望和实力。相比于桓温，谢安更有“掀桌子”的能力，但谢安却十分谦退，于名望最高处主动退避，让出了权力。
这其实可以看做是谢安对于这个不平衡系统的一种补救：不能让一门一姓就掌握足以颠覆王朝的实力，即便是自己的家门也不行。几十年前，谢安阻止桓温“加九锡”，是基于这种逻辑。几十年后，谢安主动退出朝廷，依然还是基于这种逻辑。但可惜的是，谢安个人的努力最终失败了。桓温既然已经撕开口子，有了先例，那么很容易就会让后面的人闻到腥味，心动模仿。毕竟，桓温最后的失败夹杂了不少偶然因素，自己如果真的能碰到天时地利人和，那么难保不成功。
这个后来人，就是桓温的儿子，桓玄。三十年后，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帝，称国号为楚。虽然仅仅过了一年，出身于北府军的刘裕就击败桓玄，恢复晋室，但这已经是回光返照，东晋的政治传统不可能再回复如前。平民出生的刘裕，此后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夺权力，终于在58岁的时候，逼迫晋恭帝禅位于他。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人再敢反对刘裕，因为在他称帝的路上，已经到处都洒满了士族子弟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