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兄弟俩开创的宋代蜀学是什么
发布时间：2024年04月01日 点击：[16]人次
苏轼苏辙兄弟俩开创的宋代蜀学是什么？
苏轼、苏辙兄弟是四川宋代文人士大夫最杰出的代表，两兄弟与其父苏洵在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席。可苏轼、苏辙兄弟不仅仅因为杰出的文学成就名垂青史，由他们开创的“蜀学”，与程颐、程颢兄弟的“洛学”，以及王安石的“新学”在整个宋代儒家学说形成“三足鼎立”。到南宋时期的继承者张栻、魏了翁，继续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
那么，以文学见长的苏轼、苏辙兄弟的蜀学内容究竟有什么内容?他们在儒家经典方面究竟有什么独到的观点?由于绝大多数人们都只关注苏轼、苏辙的文学成就，显然在学术创造方面长期被忽视，值得被重新梳理一番。接下来小编就带来历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二、苏门蜀学的内容与特色
宋代几乎公认是中华历史上文化学术的巅峰，以吴天墀等先生研究所得，虽然四川在宋代文化学术方面是一大重镇，但巴蜀文人士大夫在宋代前期的地位却不算高，从开始就颇受排斥。
四川从唐代后期开始一直与江南齐名，长期为文化、经济繁荣之地，如三苏家乡眉州，人文基础深厚，据说有一座孙家书楼建造于唐代，对眉州读书人影响很大。三苏祖上苏涣年轻时还当过盗匪，被乡里称为“白跖”，后来却开始读书学习， 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中进士，杜甫离开巴蜀前往至湖南时，还写过一首《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诗，记录与苏涣的交游。
北宋初期，宋军入蜀颇受抵制，宋太宗登位不久发生过王小波、李顺的反抗，很多人忽视宋朝对巴蜀征税的高昂，不论北宋还是南宋，巴蜀川峡四路一直是全国交税最高的地区，这也是四川会出现“交子”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尽管有陈省华、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一门父子在宋朝都算高官，非常引人瞩目。但从社会影响和文化学术方面却不突出，尤其澶渊之盟前夕，陈尧叟以来自蜀地，还建议宋真宗以迁都名义逃到四川躲避辽军，受到宰相寇准严厉批评。换句话说，除了个别状元高官，宋代前期的巴蜀文士还没有真正让人心服口服的饱学之士，只有到“三苏”父子被欧阳修这样一等一的大文豪钦佩才发生改变。
苏轼、苏辙兄弟在文学上的成就不用多说，他们在蜀学上如何融汇“博杂”的特色?
三苏融合蜀学传统的第一大特点是引入“史学”观念。蜀学一大传统是史学，因为儒家最重要的核心典籍就是《春秋》，史学是儒学根基之一。不论扬雄、陈寿、常璩等前辈，还是对“三苏”有知遇之恩的欧阳修，他们除了文学成就之外，都是重要的史学家。
尽管欧阳修后来自认为庐陵人(其老家祖籍为吉州永丰，历史上吉州为庐陵郡)，但欧阳修本身是出生于四川绵州(今绵阳市)，随父亲欧阳观在蜀地生活了三年，父亲过世，欧阳修才随母亲郑氏前往随州投奔叔父。
苏轼、苏辙兄弟在家乡读书较长时间，自然深受浓郁的蜀中学风熏陶，到开封参加科考以后，更受欧阳修在文学、史学方面的影响，尤其父子三人都在史论上堪称独到，三苏的论说文字几乎都是精彩华章。他们观察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特点是更注重与寻常人的联系，扩大到对传统经典的解释更看重世俗人情方面。
苏氏蜀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充满“人情”味，这从苏洵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就开始。如《六经论》一开始就认为，礼所代表的伦理道德典范都建立在人情基础之上。“圣人始作礼也，不因其势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厌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轻去其旧，而乐就吾法，不能也。”(见苏洵《六经论·礼论》)苏洵认为的人情，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欲念，自然本性，以至于后来朱熹认为，“看老苏《六经论》，则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
苏轼继承苏洵的观点，也坚持“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他还说：“夫圣人之为经，《礼》与《春秋》合，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尤未尝不近人情。”(苏轼《诗论》)苏辙后来也发挥这一观念，提出独到的“礼以养人为本论”，并洋洋洒洒写成一篇专文。他解释如冠礼养人之始，婚礼养人之亲，丧礼养人之孝，宾客礼养人之交，乡礼养人之本，等等，把各种礼仪都同人们的世俗生活结合，不再局限于过去抽象的儒家伦理解说。
朱熹对三苏的论述非常有意见，甚至认为蜀学比王安石的新学更加离经叛道，虽然正统宋学对蜀学带有偏激的排斥，也足以看出苏氏兄弟的蜀学对儒家的解读和切入点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蜀学的容纳包容更体现开放性，所以第三大特色就是佛道融合。
众所周知，苏轼结交佛道非常广泛。在单纯的学术观念上，如代表性的《东坡易传》，对宇宙生成等看法，大量采纳老子说法，以老解易，如“天地一物也，阴阳一气也，或为象或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包括运用水等理念，形容阴阳变化，非常有“玄”理，与朱熹等僵硬的天理说解释的确完全不同。在重要的存在论方面，苏轼看重物性自然，与庄子的观点相呼应，另一方面也与人情论相联系。
而苏辙的一些说法，更融合三教相统一，认为三教观念出于一心，有相同相通之处。他说：“老佛之道，非一家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诚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其间而民不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遗意哉!”(见苏辙《栾城后集》)苏辙在《老子解》等著作中，也把其含义与儒家相结合来解释，往往认为与孔子孟子相一致。同时，苏轼在为苏辙写的跋文中也一再为弟弟鼓吹，认为其见解合乎先贤的真谛。
因为苏轼、苏辙是文章高手，苏轼的门生如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等无不是宋代著名文士，他们一起互相著述传播，顿时比洛学、新学门人单纯的学究水平高出不止一筹，所以，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蜀学成为影响最大的学说，也进一步影响到纯正的儒家弟子。
三、苏氏蜀学的传承影响
就在仁宗时期，苏洵带苏轼、苏辙到京城开封参加科考，父子一举成名以后，随着苏轼、苏辙兄弟一流的才华，苏氏兄弟在中原打开蜀学的名号。
几乎与此同时，传统的儒家弟子如周敦颐、程颐师徒反而有前往巴蜀的经历。仁宗嘉祐元年(1056)，周敦颐离开家乡湖南为官的第一次远行，就是到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为判官，一共五年。在合州，周敦颐生下长子周寿，妻子陆氏过早病故。
周敦颐在巴蜀期间，为很多当地学子教授易学，尤其完成了宋代理学史上重要著作《太极图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原创作品。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儒家著作，正是周敦颐在巴蜀地区吸收当地佛道兼容思想完善出来的，颇为让人诧异。
周敦颐被程颐程颢兄弟视为洛派宗师，其实并没有因为他是正统儒家士大夫，表面批评佛道思想，本质上周敦颐还是顺应时代，开宗明义“易有太极”，将阴阳与中庸，太极与无极，将儒家易学与老庄道家的许多思想都进行吸收融合。
在嘉祐五年解职回到京师路上，周敦颐与要进京述职的王安石相遇，两人都是闻名已久。之前，王安石刚向朝廷递交生平第一篇重要的万言长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已经提出要积极大展抱负的志愿。他也是宋代儒家标志性的人物，双方都开创一派，对儒家学说进行了透彻交流，互相都受到很多启发。
王安石之父王益，曾在四川新繁为知县，所以，王安石少年时也有随父亲入蜀生活的经历，与欧阳修近似。王安石身上的创新精神也很大，后来号称“新学”，本身王安石对佛道思想同样兼容并包，尤其他的诗文，后期离开朝廷，恬淡安静的气息更加突出。所以，宋代儒学看似各自为阵，本身基础方向却是大体一致的，只是各家都有独到见地，这才产生不同的门户之见。
周敦颐最重要的弟子程颐，二十四岁在京师讲学。神宗熙宁五年(1072)，声名远播，重臣文彦博将其鸣皋镇(今洛阳市伊川县境内)的一座庄园赠送给程氏兄弟讲学，改建为伊皋书院，两兄弟前后在此讲学长达20多年。
哲宗继位后绍圣四年(1097)，程颐被贬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县)进行编管。过去史学界往往认为这是程氏兄弟与苏氏兄弟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因苏轼成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以后，与程颐同为哲宗的老师。苏辙更深受高太后器重，一直做到龙图阁大学士、代理太尉，进爵开国伯。而程颐也是司马光、王岩叟等守旧人士倚重的人。哲宗亲政以后，实际对两边大臣都进行了处置，程颐就比较典型。
苏轼性格豁达，生活上不拘小节，与年轻的哲宗比较投缘，而程颐一贯比较严厉、刻板，苏轼多次批评程颐对皇帝过于苛刻，有些不近人情，造成两边矛盾加深。哲宗对程颐非常反感，后来斥责程颐“妄自尊大，在经筵多不逊。”连司马光都曾在书信里表示遗憾：“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正为此等人也。”(见《寓简》)
程颐如周敦颐一样，在涪州期间，他也完成了一部代表作《伊川易传》，就是更为严谨的义理学说形成，充满思辨性的哲学见解和儒家伦理体系初具规模，此后成为宋元明最有影响的一派学说。
程颐学说在巴蜀的流传也反过来对当地的儒学士子产生新的影响，例如张栻(今德阳市绵竹县人，为两宋之交抗金派重臣张浚之子)就深受启发，以及之后魏了翁，南宋以后的蜀学继续发扬融合包容的长处，这就是吸收洛学思想进行充实，南宋的蜀学开始具备一些思辨性的解释，像在太极、理、道、心、性、器等等概念方面，都有哲学本体论的特色。此后使南宋蜀学能够继续与程朱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三足鼎立”，足见蜀学独特的生命力，所以宋代由苏轼、苏辙兄弟的开创之功与铸造的蜀学特色功不可没，成为巴蜀文化中最具厚重底蕴的一大历史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