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爆发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其思想意识是什么样的

义和团由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民间秘密结社和练拳习武的组织发展而来。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事变”，从某种意义上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运动过程

冀鲁爆发

由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行径，使得山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极为反感。早在1897年就发生了巨野教案，山东巡抚李秉衡因此被贬职。在此之后，山东的民教矛盾有增无减。

1897年，山东冠县飞地梨园屯(今邢台市威县)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

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清朝官员中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同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飞地蒋家庄(今邢台市威县)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

次年(1899年)，山东平原县知县蒋楷镇压义和团，当地义和拳首领李长水请求荏平、高唐等地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支援，朱红灯在杠子李庄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0月11日，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来镇压，被义和拳打败。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

后来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来镇压，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义和拳。其后清军游击马金叙活捉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毓贤，他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基督教情绪比较同情。他罢免了蒋楷、袁世敦等，对义和拳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措施，有说法指出正是毓贤改拳为团，还向朝廷上奏将民教矛盾的责任归结于教会一方。其态度遭到外国敌视，在列强交涉下毓贤被革去职务。但毓贤对义和拳也进行了镇压，在其离职前下令将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义和团首领杀害。1899年12月，袁世凯代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

转入直隶

1899年，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血腥镇压复起的义和团。1900年春，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

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

随后的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列强介入

义和团的迅猛发展，杀害外国传教士使外国联军大为恐慌，他们纷纷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消灭义和团。实际掌握政局的慈禧太后多次发布严禁义和团的上谕并组织军队进行围剿。但由于多种原因，一时难以扑灭义和团。在北京北堂(西什库教堂，当时是中国天主教的总堂)主教樊国梁的建议下，列强遂于1900年5月28日提出派出“使馆卫队”进入北京，清政府先是拒绝，后被迫于31日同意，但提出“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结果列强先后派出400多人进京，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后来外国联军又派遣西摩尔带领2000人前往北京，这些行为对清政府形成了严重威胁。

对此，清政府一面继续发布镇压义和团的命令以消除列强派兵的理由，一面又调集军队进入北京以防不测。对外国人抱有敌意的董福祥所率领的武卫后军(甘军)即在6月9日被调入北京驻守，6月11日，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前去迎接入京的西摩尔联军，在永定门外被甘军所杀。事后，大臣荣禄亲赴日本使馆道歉。

列强向北京强行进军和义和团抵御外国军队，使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面对列强咄咄逼人的态势，清廷内部主和与主战，主剿与主抚的分歧更加严重。清政府于6月5日派赵舒翘和何乃莹，6月6日派刚毅去涿州“劝散”义和团，实为考察情况。结果刚毅的态度是“力言拳民可恃”，赵舒翘等也赞成采取招抚的措施。再加之载漪等官僚的鼓动，清政府逐渐开始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这种态度直接导致6月初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从6月10日起，在清朝官员的默许下，义和团开始大量进入北京。在初期，义和团与北京的外国人关系紧张，但并未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6月12日“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牵而北去。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庚子大事记》)。有论者认为这起事件很可能与克林德擅自拘捕路过使馆区的义和团员有关，北京的局势迅速恶化。

在使馆卫队入京后，以德国公使克林德为首的部分外国外交人员一味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克林德带领水手一排行于内城之上，发现有沙地有义和团练习，即毫不迟疑发令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庚子使馆被围记》)。此后使馆卫队开展了“猎取拳民行动”，多次主动攻击义和团员，这种行为反而使得局面更加失控，愤怒的义和团在北京到处焚烧教堂和屠杀无辜基督教徒，并殃及今前门大街外的大栅栏地区，“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

主和派官员袁昶指责克林德说：“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克使闇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而克林德本人则在6月20日去总理衙门交涉时与神机营章京恩海相遇，并被后者射杀，酿成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对外宣战

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并最终作出了以武力阻止联军进京的决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决策便是对外宣战。清政府对外宣战的原因众说不一，但大多认为慈禧太后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清廷对外开战的决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对，但主和派在斗争中失势，五位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在其后联军逼近北京时先后被杀。清政府以发布上谕的形式对外“宣战”。此时距大沽口失陷已有四天。

清廷的宣战诏书并未提名向何国宣战，也未将宣战文告递交外国使节，在战争中，清朝与列强始终保持外交关系。故有人认为清廷宣战徒有虚名，只不过是一个动员令而已。

围攻使馆

从克林德被杀之后，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便成为攻击的目标。清廷围攻使馆的动机也是一桩争论不休的悬案。当时在北京的清军和义和团对于据守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外国军队有压倒性优势，却始终不能攻下。这与清政府的实际决策者慈禧太后有关，她为自己留有余地，不肯全力进攻使馆。

慈禧后来谈起此事说：“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虽是没拦阻他们，但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庚子西狩丛谈》)

清军多次停止进攻使馆，还向使馆送去米、面、蔬菜和西瓜等物资。对使馆的围攻一直持续到北京被联军攻陷，解围后法国公使前去西什库教堂看望樊国梁主教，他们“互庆余生，拥抱为礼”。

战争扩大

外国联军不顾清政府的阻拦，正式组建八国联军，由在级别最高的英国军官西摩尔为统帅，美国军官麦卡加拉为副统帅，率军自天津向北京进发，有论者以此为八国联军侵华的标志。但由于沿途铁路许多已被义和团拆毁，再加之义和团与甘军的不断进攻，西摩尔在杨村陷入困境，被迫后撤，又在归途中遭到义和团与聂士成部的攻击，最终败回天津租界。

西摩尔提到此次战斗时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中国史学家将这次战斗称为“廊坊大捷”。

在廊坊义和团与西摩尔交战同时，列强继续集结兵力，并于6月16日向大沽口炮台中国守军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交出炮台，遭拒绝。次日，距通牒限定的时间还差70分钟，列强的军舰即与守军交火，守军力战不敌，大沽口失陷，守将喀什噶尔提督罗荣光牺牲(也有后来在天津自杀一说)。

天津保卫

在大沽口失陷后，清军和义和团对外国侵略军进行了积极抵抗。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与张德成等分别带领义和团进入天津攻击侵略军，直隶总督裕禄以礼相待。义和团在清军帮助下进行了紫竹林之战和老龙头之战。直隶总督裕禄也在奏章中提到义和团的功绩。但同时联军也迅速增强了兵力，日军进攻纪家庄，击败义和团，然后与其它联军夹攻聂士成，聂士成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聂士成于八里台殉国。

聂士成牺牲后，马玉昆等清军将领对义和团的态度变化。马玉昆部让拳民充先锋，却在后面枪杀拳民。例如在夜间攻打租界的战斗中“华兵在后，义和团在前，合攻租界;洋兵开排枪御之，天明而止，计轰毙义和团二千余名……拳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枪击死。故是夕拳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后来抵达天津的宋庆也“遇团即杀”。结果是“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联军却在做好充分准备后对天津发动总攻。经过血战，联军在汉奸的指导下炸开城墙攻入城中，天津失陷。联军设立“天津都统衙门”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

东南互保

在清廷对外“宣战”之后，部分清朝地方官员抵制朝廷对外开战的决定，与外国达成协议，维持和平局面。其中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表现最为积极。在买办官僚盛宣怀的策划下，由上海道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制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各省由各省督抚保护。后来参与东南互保的清朝地方官员不断增多，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等、四川总督奎俊，都对“东南互保”表示支持。闽浙总督许应骙签订《福建互保协定》，实际实行东南互保的省份扩大到东南地区的十余个省份。

清政府对于地方督抚，一方面要求“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进行备战。一方面却又表示宣战是出于“万不得已之苦衷”，要求“尔沿海沿江各督抚惟当凛遵迭次谕旨，各尽其职之所当为，相机审势，竭力办理”，实际上有默许东南各省督抚“相机审势”的意味。在北京失陷后清政府正式承认了“东南互保”的合法性。

从客观上看，东南互保使东南地区得以免遭侵略军的破坏，对东南地区起到了保护作用。但同时东南互保也使外国侵略军免除了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力量进攻华北，大大增加了华北地区军民反侵略斗争的压力。因而东南互保在当时就受到了批评。浙江按察使容铨对此上疏道“东南各省督抚，谬托保守大局之名，定约九条，实则为苟且偷安之计”“漠视朝廷，忍欺君父!”也有官员指出李鸿章实行东南互保“纠合十余省督抚，保护外洋商务，使敌国无粮饷匮绝之虞，并力抗我”。

沙俄入侵

沙俄除了派兵参加八国联军入侵华北以外，还派出军队入侵我国东北，从7月开始，沙俄军队分数路大举入侵东北地区，最后攻陷铁岭，东三省沦陷。沙俄还自7月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海兰泡惨案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大批中国平民。面对沙俄的侵略，中国军民奋勇抵抗，瑷珲副都统、汉军镶黄旗人杨凤翔力战牺牲，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东北各地人民参加六合拳和忠义军等各种抗俄组织，坚决抵抗侵略军。

京郊阻击

八国联军在受到清军和义和团重大杀伤后，攻占北仓。北仓失陷前，已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衡带兵入京“勤王”，并在与慈禧太后的会面中坚决反对与外国议和。于是慈禧 派其率军抵御联军，河西务，与联军交战，诸军溃败。李秉衡亦在通州张家湾自杀殉国。

北京失陷

8月13日，联军进抵北京城下，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并攻破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各门进入北京，董福祥的甘军和义和团坚持抵抗，而此时的慈禧见势不妙，遂带领光绪帝、隆裕皇后等与部分王公、太监于15日晨出神武门西逃。联军继续进攻北京，经巷战后于16日攻陷北京。12月10日列强成立管理北京委员会对北京进行统治。北京失陷也标志义和团运动失败。

联军暴行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兵分数路，向南进犯保定，向西进犯山西，向北进犯张家口和山海关，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屠杀：联军对待中国官员极为凶狠，护理直隶总督廷雍便为联军所杀。而一般百姓更加悲惨，当时有人记载“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稚呼救声。街上尸骸枕藉，洋兵驱华人舁而埋之，畚镭既毕，即将舁尸之人尽行击毙，亦埋坑中。……大约禁城之内，百家之中，所全不过十室。今高门大宅，尚有虚无一人而遗尸未敛、蛆出户外者。虽青燐屑、扬州十日记，何以过之!”

英国记者辛普生也记载他目击的情况：“ 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联军斩杀被俘的义和团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不过，还有大量义和团组织有一定独立性，甚至不听朝廷号令。在那桐、许景澄奉旨与外国交涉时，走到丰台，为团民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义和团回答说：“吾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这部分义和团不但不问朝廷之命，有的还公然对抗朝廷官员，如清军副都统庆恒就被义和团所杀。有的义和团组织甚至与清政府决裂，如另立皇帝，“时城东王习村有乡人称帝，设军师、将佐诸目;旋为防营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为拳匪所拥以称乱者。”(《定县志》)这种行为更是公开与清朝作对。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群众认清了清廷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转而提出新的“扫清灭洋”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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