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喇叭，繁荣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是城市、农村，特别是农村主要的信息来源。那时，几乎是村村牵有高音喇叭，户户都装了有线广播。广播喇叭，成为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传播工具，拉近了与外界的距离，也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广播喇叭出现在广大农村

我所生长的农村在内蒙古东部的大山里，位于大兴安岭的边缘，特别偏僻。刚记事时，吃完晚饭，经常有大队干部拿着个铁制的喇叭筒，站在村街上给各家各户传达一些通知，那是农民得到上边信息的唯一方式。

毛泽东题词手迹

1965年12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题词，激发了人民办好广播的积极性。于是，村村拉电线，家家安装广播喇叭成为农村一大景观。

有一天，我看见几个大人在每家的房顶上拉铁线，隔一家竖立一根电线杆。电线杆是从村东河边的树林子里锯来的杨树，树干上拧上一个白色的瓷器，我们叫它电弧，用来固定电线。我不知道大人们在做什么。玩儿到很晚回家，听见墙上有大声的说话声，就像在大队门外听到过的干部讲话，父母都坐在炕上专心地听。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只看见墙上挂着一个白色的近似大盘子的东西，声音就是从那里面发出来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广播喇叭，时间是1968年的冬天。

广播喇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外边的电线通到墙上的广播喇叭，另一条线从喇叭上伸出来，接到一根硬铁丝上，插进地里，浇水声音才大，地干了声音就小，所以，给广播喇叭的地线浇水是一项经常性的劳动。

广播喇叭让乡亲们好奇了很长时间，人们发现，一根线连接着一个大盘子，就能传播声音，而且可以听到中央的声音，太不可思议了。

广播喇叭里传出的声音

广播喇叭一天响三次。第一次是早晨睡得正熟时，广播喇叭响了，母亲就起来做饭，我们孩子们冬天起来到街上捡猪粪，夏天起来进田割驴草。中午响一次，那是社员下工的时间，也是孩子们放学的时间。晚上一直响到人们睡觉。每次响起时，开头都会播《东方红》，结束播音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或《国际歌》。每次音乐结束，播音开始，播音员会说，这里是某某广播站，现在是第某次播音（早晨是第一次播音，中午是第二次播音，晚上是第三次播音）。

广播上传出的内容丰富多彩，有新闻联播、少儿节目、农业知识、文艺节目等。文革中，全国文艺节目只有“革命样板戏”可以演出，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看到，有了广播，天天晚上可以收听。广播里挨个儿播样板戏，一天晚上一场，所以，每到晚上准时坐在炕上收听“样板戏”，成为了人们的一大消遣。我就是天天听广播学会了一些京剧的唱段，以至于几十年不忘。

那个年代农村常见的广播喇叭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播放的都是各地开展批判“封资修”，批判“走资派”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有的口号很响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决不能让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了70年代中期，主要播放各地开展“批林批孔”、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活动情况。社员们天天劳动完，晚饭后要到大队会议室参加批判会，批判的内容除了上述外，时常把村里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集中到大队会议室，让他们猫腰低头接受批判。批判的时候还连线广播，在家里的人通过广播能听到批判会上发言人的声音。上级党政机关开批判大会，也时常通过广播传到千家万户。

广播喇叭里传出的声音，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村民们都知道了国家领导人有谁，特别是中央召开大会时的实况转播，村民们认真地听，用心地记，就连我们中学生考的政治题，有的也是从广播上知道的。

1976年9月9日下午，我作为村里的农业技术员，到阿鲁科尔沁旗农业局参加培训班，正走在大街上，忽然听到街旁的广播喇叭播出一个提示，说是马上有重要广播播出，这个提示隔几分钟就播出一次，语调缓慢、沉重，这是广播喇叭上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内容和语调。大街上的人都停了下来。我也警觉地注意听，只听播音员语调低沉，语速缓慢悲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告……原来是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当时大街小巷哭声一片。

那是广播喇叭播出的内容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广播喇叭播出我的第一篇新闻稿

我所在的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广播站和荞麦塔拉公社广播站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盟广播电台的节目外，还办有自己的新闻节目，当地人自己写稿，每次播音15分钟，但是因为写稿的人少，这个栏目只是偶尔播出一次。

1975年，我正在读高二，寒假回到家里，唯一能知道外边信息的，就是墙上挂着的广播喇叭。山村的生活单调寂寞，天天听广播就成了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每次听广播，我都注意广播什么内容，是否有自己旗里的事或者公社的事，但极少在旗级以上的新闻里听到我所在公社的消息，这也说明我们公社没人写稿。这对我的触动很大，于是就想着动心思写点儿什么。

大兴安岭山区的广播站

一天，我在家里一本撕掉皮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胡耀邦的一篇文章，好像是在一次什么会议上的讲话。那本杂志是60年代初的，胡耀邦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但他文章里说农村党组织要运用文艺这个武器占领农村阵地。于是，通过这篇文章结合我们村里的事情，我就给公社广播站写了一篇稿子，在纸上抄好后走了四里多地，把稿子送到了公社广播站。

送去前两天我还注意听广播，但没听到播我那篇稿子。公社广播站是第四天早晨播出我那篇稿子的，正是做早饭的时间，很多人都听到了。播出时将我的学生身份、学校、姓名都说得清清楚楚。不过那篇稿子被作了很大改动。

为了享受这一辉煌，当天晚上我邀了一位同村好友，坐在他家炕上，又细心听了公社广播站的“第三次播音”，重播了我这篇稿子。

在公社的广播喇叭上播出一个高中生写的稿件，在我们村史上是第一次。喇叭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高不可攀的东西，所以，稿件能在那上面播出是相当了不起的事，一时间，我竟成了村里的名人。

广播喇叭播出的第一则广告

1979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阿鲁科尔沁旗乌兰哈达高中教学。因为有了之前的尝试，在以后的业余时间我时常给广播站写新闻稿件，将在学校和附近村庄的一些所见所闻写成稿件寄给上级广播站（台）。稿件播出没有稿费，到了年末召开全旗通讯员会议，根据每个通讯员写稿多少、播出的篇数，进行评议，分别奖励日记本、洗脸盆、毛毯等用品。由于我写的稿件经常在旗广播站播出，所以名气也越来越大。

深秋的一个星期日，我骑着自行车回家，在村街上碰到一个30岁左右的乡亲，他焦急地对我说，家里的驴丢了，找两三天了也找不到，请我写一篇广播稿帮助找驴。因为不知道这样的稿件能不能播出，只能先让他跟广播站编辑沟通。

当天下午我用自行车带着他，走了十多里路到了广播站。说明来意之后，编辑也犹豫半天，说上级也没有过这类通知，不确定能不能播这样的文章。农民着急了，说播这篇文章愿意出钱。

广播站播出文章从来没有收过钱，也没有过收钱的想法，这个农民一说，编辑吃惊，我也意外。那时候我一个月挣38元，市场的茄子一毛钱五斤，饭店卖的白面馒头是一毛钱四个。编辑听农民这样一说，觉得播出文章有收入，就动了心，经过和农民一番讨论，最后决定稿子由我写，农民出一元钱播出费。

稿件播出后第二天，就有人把毛驴送了回来。几天之后，我再次到旗广播站送稿件时，编辑说收农民的一元钱没法处理，这笔收入是我揽来的，应该请我吃饭，我谢绝了。编辑说这是广播站多少年来播出稿件的第一笔收入，坚持返还给我，即便这篇稿件上无法返还，也要在别的稿件上发给我稿费。半个月后我收到了旗广播站寄来的一封信，打开后，是一张稿费通知单，原文是：吕斌同志，你写的乌兰哈达学区召开班主任经验交流会稿件，我站已在1979年11月10日、11日一、三次播音全旗联播节目中播出，向你们致谢，并付稿酬壹元。希望你们对我们的编辑工作提出宝贵意见，欢迎多来信来稿。

广播喇叭影响人们的生活

农村的广播喇叭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

70代后期的广播，出现了一个新的播出形式—现场直播。我爱好体育，对广播上的体育直播特别爱听。当时的体育直播都是通过中央电台进行。有一次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和外国运动员进行比赛，解说员只解说谁打了什么球，谁赢了，谁输了，自始至终也不说比分，我非常着急，不明白解说员为什么不说明比分，恨不能通过广播喇叭问问解说员比分是多少。好些年之后，才在回忆性的文章中知道，是领导不让解说员说比分，因为当时我们国家提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将离开农村的青年在公社广播站前合影留念

在偏僻的山村，外界的一切信息几乎都是通过广播得到。天天听广播，人人听广播，和吃饭、睡觉一样必不可少。人们习惯性地说广播上说了什么，什么事是广播上说的，以此证实事情的权威性。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从广播上播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传送这个消息时，都纷纷说，喇叭上都广播了，什么时候考试，什么人可以考，考什么。可见喇叭的效用有多大，多么地权威。广播喇叭上说，考试的条件没有限制，有个脑袋算个脑袋，上至拄棍儿的，下至懂事儿的，都可以参加。千千万万的老、中、少开始挤时间，在家里复习准备高考。我当时也请了假在家复习，成了参加高考大军中的一员。那次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而传播这条消息的就是挂在家家墙上的广播喇叭。

考上大学，离开农村，告别了喇叭，我从此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虽然漫长，关键时候只有那么一两步。

如今，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当年的广播喇叭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而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人却记忆犹新，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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