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丽上门钢琴维修我们馆19782015
发布时间：2024年05月11日 点击：[12]人次
李治邦
我是1978年5月到天津群众艺术馆报道的，那一天阳光明媚。
我当时在《天津演唱》编辑部当曲艺编辑，著名曲艺评论家刘梓钰担任主编，杨磊副主编，姜申、何录荫、孙靖一、刘琳担任编辑，刘新森的美编。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人物，还有后来的高玉琮和宋勇。当时的群众艺术馆在曲阜道，以前是犹太俱乐部。群众艺术馆的人才阵容强大，仅是舞蹈干部就多达十几人，曲艺上也是强手如林。《天津演唱》编辑部对面就是《天津歌声》，两个编辑部成为全市曲艺戏剧音乐的前沿阵地，培养了大量人才，在全国也声名显赫。当时冯巩、刘伟常去编辑部，我们在一起谈稿子，创作氛围很浓。1983年的春节前，我被任命文艺部主任，那年我30岁。文艺部二十多人，我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这么硬带领大家在群文舞台上展示风采。后来我才知道，是馆领导班子看中我的年轻，有意识培养我。当时的群众艺术馆很注重培养年轻人，而且有计划有步骤有方法，现在想起来很是感触。
我印象上任后总是朝区县跑，那时馆里就一辆吉普车，开起来嘎吱吱地响。久了，群众艺术馆是为区县基层服务的思路就越发清晰。我记得去蓟县是坐火车，下车后蓟县文化馆的孙主任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到文化馆。一路颠簸，屁股都生疼。文艺部举办了全市第一个交谊舞培训班，人参加需要排长队。当时还差点儿挨批叫停，说我们思想不健康。举办的流行歌曲培训班也是挤破头，想起来吴锦艳、王恩立都是年轻人，也是开创了声乐培训的先河。1994年，我被任命副馆长。那年我41岁，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当时群众文化处就跟馆在一个楼里办公，为此互相沟通很顺畅。我记得那时总是办班，对象就是各区县文化馆的基层业务干部。还有就是总下乡，我对各区县文化馆的位置、任务、人员很熟悉，甚至能基本叫出各区县文化馆人员的名字，成为好朋友。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就算办了，也很少有什么障碍。我最爱去河东区文化馆，因为要在大光明电影院那儿乘摆渡，推着自行车，听着叮当的铃声，看着海河水缓缓流淌。过了海河就是河东文化馆，能看见毛馆长笑吟吟地看着你，伸出温暖的手。
1995年，我被调到市文化局工作了半年，担任了首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办公室主任。那时觉得站在一个更高的台阶上，能看到一个新的视野。群众艺术馆担负着群众京剧活动，在海河两岸响起二黄之调，荡漾在海河水面上。1998年，群众艺术馆临时搬到了洛阳道，因为要准备在原址建新的馆舍。洛阳道的临时办公地点是曹锟姨太太的旧宅，现在成了文物。我们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长，因为楼上是孩子。办公时能听到孩子的笑声和歌声，觉得自己也年轻了许多。很快，我们就搬到了平山道，这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房子。平山道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就在平山道小学和实验中学上学，那里有我的童年。在平山道期间，我们没有因为房子逼仄影响工作，群众艺术馆依旧发挥着组织全市群众文化活动的作用。但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为了馆里发展，我们聘用了几个大学毕业生。他们那天过来看了看，结果转天一个来的也没有。后来知道，人家见我们这种环境觉得没有什么发展，都毅然奔高枝去了。这件事情敲响了我，我觉得群众艺术馆一定要有自己的新馆，要有引来凤凰的梧桐树才行。
2002年，我被任命馆长，李戈、刘新森副馆长，钱慧的书记。新的班子有了新的规划和设想，2003年，群众艺术馆在五大道之首的睦南道有了新馆，有了新的气象。
李戈
看了治邦馆长写的前半部分，知道他不愿意写他当馆长十年的经历，自己怎么写自己干得好还是不好呢？其实不管是我个人成长来讲，还是从群艺馆事业发展来讲，2002——2013年的这十年都是十分辉煌的十年。
我在1992年至2002年期间在市文化局群文处工作，当时的群文处办公地点，就在群艺馆二楼的一个房间，工作和沟通十分方便，当时人们也没有那么多等级观念，并没有把群文处室当成文化局领导机关对待，我们在一起工作，虽然经费很少，但很愉快，生活中也成为了朋友。记得我当时年轻，群艺馆的许多老师都从业务上给予我很大帮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现在我经常想起他们的身影，像高光弟、金韶、何禄荫、宋勇、林培均、徐秀兰、郭景雪、郭兆胜、刘欣等一大批具有才气的老师们。当时群艺馆可以说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所以当治邦馆长邀请我到群艺馆工作时，我丝毫没有犹豫，放弃公务员身份也毫不在意，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到了群艺馆以后，发现其实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馆舍问题，我去群艺馆的时候，群艺馆租用的是平山道人艺的办公房，原来曲阜道77号馆舍的工程，由于开发商的问题，建设遥遥无期。本应付给群艺馆周转租房的经费也没有到账，当时馆里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大家生活十分清苦。因此，解决馆舍问题就是当时的首要难题，我们在治邦馆长的带领下与开发商展开了艰苦的谈判，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成功让对方答应货币还迁。
现在想起来，抛开当时谈判艰苦的过程不提，那段时期的压力之大以及情感的纠结是从来没有过的。记得一个细节，有一个晚上在小白楼音乐厅门前，一个人望着曲阜道老馆旧址，独自一个人徘徊，对改用货币还迁放弃老馆的做法，内心十分痛苦，觉得群艺馆就应该在曲阜道77号那座犹太人俱乐部办公，离开了，好像群艺馆的味道就变了，那种对老馆舍的恋恋不舍之情，一直折磨着我。后来证明，选择放弃是对的，没有舍就没有得。我们用这笔购房经费在坐落在市中心五大道的睦南道购置了新馆，并在市文化局的协调下从电影公司手中购买儿童影院，改造成我们的剧场群星剧院。从此，群艺馆迎来了新的春天。
那一年是2003年，天津市群艺馆正是落户和平区睦南道7号，我清楚地记得，在新馆落成那天，治邦馆长一身西装英姿飒爽，豪迈地宣布我们的群艺馆将从五大道重新崛起。也就是从那一刻起，直至2013年，群艺馆在治邦馆长的带领下，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十年间，随着时代变迁，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新馆发挥着全市群文工作的龙头地位，依托老馆打下的优良基础，注重活动质量，突出品牌效益，利用各项资源优势，对老品牌老活动敢于创新，不断摸索出一条适应群艺馆发展的新路子，改善优化各部门的职能，使之发挥更好的职能作用，群艺馆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这期间我们推陈出新，和适时参与打造、创立诸多叫得响的群文活动品牌，其中包括已连续举办多届，被文化部评定为首批全国公共文化服务示范项目的“东丽杯” （“文化杯”）文学评奖、“天穆杯”小戏小品展演活动以及“和平杯”京剧票友邀请赛等。全国“群星奖”赛事也是业务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我馆组织及辅导下创作的文艺作品，多次荣获“群星奖”等国家级奖项及市级奖项。参与主办承办天津市滨海艺术节、家庭文化艺术节、社区文化艺术节、农民艺术节、老年新歌手大赛、广场舞大赛、千村百站培训工程、“千人百团”社区艺术团文艺骨干培训工程、戏剧曲艺小品大赛、书画摄影展览等文化活动不胜枚举。策划创立“都市风采”系列活动，这是由京津沪渝四直辖市群众艺术馆共同开创的城际文化交流活动品牌，加强与其他全国兄弟馆际交流，与青海馆成为友好馆并签订人才培养及活动交流合作协议。举办全市基层文化馆长和文艺骨干的培训和工作交流活动，全市群文系列职称人员培训班和群文系列专业人员论文写作培训班多期。深入基层进行调研，部分调查报告获国家级奖和市级奖。参与主办了四直辖市、天津市群文系统群文理论研讨会和天津市社区文化理论研讨会。通过举办不同门类和形式的文化艺术培训班，培养群文干部和业余文艺骨干数十万人次，辅导基层单位一千多个。编辑出版了《天津社会文化》月刊418期和《海河文化》季刊93期以及多种文集和作品集。
群众文化的特征是多元融合，这十年来，我馆主承办了多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型活动，如2008年奥运会天津圣火传递、2009年天津市万人群众歌咏大赛，参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部分工作、滨海国际葡萄文化旅游节、2010年天津国际演艺交易博览会、津湾广场开街仪式、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会等活动，成立了在全国引起关注的天津市民营产业孵化基地以及天津公共文化志愿服务总队，并开展了特色鲜明的活动。
从治邦手中接下这沉甸甸的“接力棒”，既是责任，也是考验，他在时，可以依靠，他总是喜欢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仿佛这样一切事情就都没有了难处。2013年底，群艺馆再次迁入新馆址河西区渤海明珠A座，告别了睦南道狭小的老馆。新馆整体面积大了近六倍，地理位置也很优越，几代群文人梦寐以求的硬件条件实现了，这个过程依旧是和治邦馆长搭班子并肩实现的。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群艺馆新馆正慢慢积累着人气，平日活动愈发丰富多彩，特别是自新馆2014年2月开馆后，由群艺馆主导的全市文化活动无论从规模和质量都上升了一个档次。馆里的各个艺术沙龙聚集的大批艺术家和爱好者，馆里举办的节庆文化惠民品牌活动深入人心，人们对于群艺馆的参与及其功能的使用更加得心应手，无论是老年人、青年人、还是少年儿童，新馆满足着各年龄段市民对文化的发展需求。我们有老年人爱看的戏曲、曲艺等演出，有青年人喜爱的小话剧、民谣音乐会及相声专场，还为孩子们设立了小主持人、舞蹈、钢琴、声乐、绘画、书法等各类培训、沙龙、比赛及演出。我们利用馆内美术展览馆为广大市民开展全年不间断的美术书法摄影展览；利用新馆室外音乐广场为市民开展丰富多彩，群众乐于参与的文艺展演活动；还利用微信公众号、网站等数字平台，快捷及时地向市民推送信息，使新馆逐渐成为满足广大市民文化需求，享受文化惠民的场所。
新的群艺馆像一颗种子正在人们心中悄悄生根发芽，如何让这颗种子枝繁叶茂，我自觉任重而道远。